三十多年前，姑姑的婆婆，特意交待她：“把箱子里的红边布拿出来，晒晒，别让它发霉了。”老人家说完，就闭上眼睛，再也没有睁开。

在关中一带，有个不成文的风俗：男孩订婚时，要送女方红边布，寓意“沾亲带故（布）”，女方收了布，就算是结了亲。姑姑有两男孩子，平时上着班还要带娃，没时间张罗这事，再说孩子也小，不着急。但婆婆不一样，总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她的夙愿，于是在老家悄悄地张罗，选棉花、搓捻子、纺线、织布，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一双小脚走路都晃晃悠悠，做起这费时又费力的活儿，要比常人付出更多。那时孙子不到十岁，这巨大的工程，耗尽了老人家毕生的心血。她颤颤巍巍地完成后，压在箱子底下，眼巴巴地等待着，两孙儿慢慢长大。因为存放的时间太久，这些布有的开始发黄、发黑。直到老人去世，箱底下的布也没排上用途。后来，随着孙儿媳妇的相继进门，这些曾经的宝贝，便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。姑姑把它取出来，用开水烫过后又泡了好久，洗了几遍，水的颜色都很深，再洗，发黑的布变得黄了一点，但离白色相差甚远。知道我喜欢粗布，姑姑用发黄的白布，做了两个床单给我。那时的床，大都是一米五，三幅布缝在一起，宽度刚刚好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床上，就再也没铺过其它的床单，都是白天洗，晚上睡觉时又铺上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这些老粗布的床单，终于褪去了黑黄，被我洗成妥妥的白色，仔细算来，我用它已超过十年。当它变得又白又软的时候，床单的寿命也走到了尽头，中间的一幅变得很薄，很软，经纬线都很细，布面能透过光亮，看着它，我常想起囊萤夜读的故事，觉得我床单的中间部分，已经变成那个透光的白练。鉴于此，我把它撕开，把中间快破损的那一幅，叠成双层，做了块枕巾。又把两边的布料左右调整了一下，重新缝到一起，制成单人床单，铺在我一米二的小床上。又过了几年，这个被改造的小床单，也被我用得惨不忍睹，于是把它叠成双层，铺在了沙发上。每天坐在屁股底下，拧来扭去，并且三天两头就要洗一洗。现在它看起来很是破旧，但整个屋子里，找不到比它更白的物件了。

如今，姑姑已经去地下和姑父汇合了，而她送我的床单还在发挥着余热，我还准备着，到它破得连枕巾都做不成时，就让它做我的洗脸布，这样，它就能天天陪着我，帮我擦掉脸上的灰尘和污垢。

再后来，表弟媳妇给我做了个格子的粗布床单，但怎么铺着都没有之前的舒服，细看时，才发现这并不是纯手工的粗布，它的经和纬都是机器纺织、粗细均匀，织成的布料也更为细致，铺在床上也较为平整。感觉我就是个贱命，只喜欢那种原始的、粗糙的、人工制作的土粗布。于是，又向我乡下的妹妹们发出了“征布”启示：谁有正儿八经的老粗布，给我做个床单来！于是，床单做好了，也是名副其实的手工粗布，只是，比我的床短了那么一小截。短就短吧，也许她做时没用尺子，也许她一直躺的是炕，压根就不知道床的长度。我就这样铺着短了一截的粗布床单，默默享受着我的“缺陷美”，舍不得把它丢掉，因为它的确是个纯棉的粗布。有时起床看着它，又觉得好笑：唉，我就想铺个粗布的床单，却每每不能所愿，要么不是正宗的老粗布，要么就差那么一点点。看来，还是从小把我抱大的姑姑了解我，知道我有怎样的需求。

今年夏天，俩外孙要回大荔小住，我把两张小床并在一起，凑成了一个大床，女儿说这哪里是床啊，分明就是个炕。也对，它长两米、宽1.9米，那有这样的床啊，更别说这个尺寸的床单了。我索性自己想办法，制作一条全棉的床单。我把老妈陪我的嫁妆被子拆了，用被里叠加起来弥补布料的薄和皱，当然了，不能都是双层或三层，那样洗衣机会抗议，它承载不了那么大的重量，我别出心裁，把容易脏、也容易破的中间给它弄厚，做成双层，四个边则为单层，这样的床单既不打皱，也不超重。我把想法付诸行动，但真正动起手来，并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斜了就是皱着扯不平，越做越不对劲，实在做不了啦，就带着我的半成品去了零活店。老板是我乡下邻居的小妹，听了我的要求后想了几分钟，动手拆掉之前缝好的部分，又找来大头针把一层别在另一层的上面，让我帮忙扯着才缝好。我都没好意思问价钱，直接扫了五十大洋给她，听到信息后她赶忙说“不敢那么多，五十元都买个新床单了，你这还缝缝补补的得了一个旧的。”我回道：“我的旧东西不值钱，但你的劳动却超过了它的价值，估计换了别人，给多少钱你都不会干，这活太难做了。”她腼腆地笑着，算是肯定了我说的话。

现在，我躺在床上，铺着老妈陪嫁的被里，枕着姑姑留下的枕巾，仿佛她们都没有走远，两个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，在夜深人静，我想他们时，就把身子翻过来，蜷缩着趴在床上，闻被单的味道，又把头塞进枕头，去吮吸粗布的气息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躺在姑姑和妈妈的中间，他们聊着天，我听着听着，不知道啥时候就进入了梦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