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然翻到四爷的回忆录，那些关于青年远征军的字句像火苗，在我心里噼啪燃起来。原来家族的血脉里，也曾奔涌过保家卫国的热血——四爷翟兴仓的抗战，没有硝烟弥漫的传奇，却藏着一个普通青年在山河破碎时的赤诚。

他总说，那股劲儿是被一张地图点燃的。1944年的大后方，"一寸山河一寸金，十万青年十万军"的口号震得窗棂发颤。温教员带着形势图走进西北农学院，手指划过沦陷的国土，声音哽咽却字字千钧。四爷说，满场师生哭着涌上去，毛笔在地图上写名字的沙沙声，像无数颗心在捶打大地。他写下"翟兴仓"三个字时，手在抖，心里却烧得滚烫——公费生的名额多金贵啊，可国要是没了，书还能读到哪儿去？

学校曾把他的名字划掉，他三番五次去找负责人，像头犟牛。后来他才懂，那股犟劲不是赌气，是大哥被日机炸伤的疤痕在疼，是黄河东岸的炮声在催，是"还我河山"四个字在喉咙里翻涌。19岁那年，他揣着学校给的6000元补助，把3万元安家费全寄回山沟里的家，坐着美制运输机降落在云南霑益。机舱门打开的瞬间，潮湿的风裹着陌生的草木气扑过来，他知道，握笔的手该握枪了。

初到云南的笑话，他念叨了一辈子。在霑益街头买桔子，他连皮塞进嘴里，苦涩直冲脑门，差点去找小贩理论。回头看见别人剥下的橙黄果皮，他脸腾地红了——亏得还是学园艺的，竟不知桔子要剥皮。"井底的蛤蟆见了天"，他总这么自嘲，可眼里的光却亮得很，仿佛那点窘迫里，藏着一个青年对世界的新鲜与敬畏。    

军营的日子像上了弦的钟。207师的臂章绣着雄狮，师长方先觉是衡阳会战里三进三出的硬汉，可六连连长杜宝惠偏是副横脾气。四爷和几个西农来的同学，夜里趁连长查哨就关灯喊打，闹得那蛮横连长后来见了他们就绕路。他说那时的勇，一半是血气，一半是觉得：咱们是来抗日的，不是来受窝囊气的。

命运的转弯总在不经意处。同连的樊德书高度近视，站岗都看不清人，四爷劝他去找团长。团长瞅了瞅樊德书的厚镜片，当即调他去团部。樊德书拉上四爷和马志祥，三个厌了队列训练的学生，成了军人服务社的干事。再后来，他们竟挂上少尉领章，出入营门时，门卫"唰"地立正敬礼，19岁的四爷脸红到脖子根，心里却像揣了颗星星。

服务社的账记得比溪水还清，可他总惦记着前线。直到被派回六连任政治干事，又撞见杜宝惠。那人眼神复杂，四爷却只盯着臂章上的雄狮——他要把"收复失地"的道理，讲给每个弟兄听。    

滇缅公路是抗战时期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，也是日军重点封锁的目标。四爷所在的青年远征军部队被抽调到滇缅公路上执行运输任务，负责运送物资到前线。由于日军飞机频繁轰炸，运输任务极其危险。

有一次，四爷所在的运输队遭遇日军空袭，卡车被炸毁，物资散落一地。四爷不顾危险，与战友们一起将物资搬运到隐蔽处，并躲过日军搜索。在这次任务中，四爷不仅展现了非凡的勇气，还帮助保护了滇缅公路这条抗战生命线。这些经历让四爷更加深刻地体会到，保家卫国不仅是战场上的冲锋陷阵，也是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奉献。

最痛的那天，家信飘进营房。信里说，把他从小学供到中学的大嫂没了，才27岁。四爷在营房里号啕大哭，文书和通讯员吓得不敢动。他说那是家里唯一疼他的人，冬天的棉衣、夏天的单衫，针脚里全是暖。攥着信纸的那一刻，他才懂"保家卫国"从来不是空话，是要护着那些缝棉衣的手，护着那些盼归人的眼。

四爷的抗战，没什么赫赫战功。他只是十万青年里的一个，像粒沙落进洪流。可他总说，那年在地图上落笔时，他听见黄河在咆哮，听见四万万同胞在怒吼。那声音撑着他走过云南的山，走过漫长岁月，也撑着我们这些后人，记得有群年轻人，曾把血肉铺成了长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