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八节一到，年味儿就像刚熬好的腊八粥，咕嘟咕嘟冒了出来。这日子不光是过年的引子，更是我家老爷子八十有二的寿辰，在我家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。孩子们要上学上班，昨儿个我们便提前凑到华州区，给老爷子拜寿去。

今年冬天，老父亲和母亲在华州区跟着孙子勉勉过冬，我总放不下心，隔三岔五就打电话询问二老的身子骨。老年人过冬可不是小事，关乎健康，万万不能有闪失。从电话里听得出来，父母对勉勉的照顾十分满意——这孩子如今真是个实打实的暖男，每天早上按时给爷爷奶奶量血压，哪儿稍有不舒服，立马就送他们去医院检查，没白疼他一场。

昨儿一见面，儿子勉勉先给了我个“下马威”，语气带着几分急切的不满意：“爸爸，爷爷膝盖不得劲，上下楼疼，得抽空赶紧治治！千万别拖着，他不肯去医院，我也劝不动啊！”这臭小子，心里揣着爷爷奶奶，说话直来直去，这份实打实的孝心，倒让我心里暖烘烘的。

闲聊的时候，母亲忽然提起了自行车的话题，她望着满桌儿孙，念叨着：“你瞅瞅现在多好，咱家能有这么多车，出门抬脚就走。想当年，你爸出门先是靠腿量，后来才有了那辆延河牌自行车……”这话一出口，全家人的话匣子都被打开了，那辆自行车的影子，一下子就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眼前。

老家在大荔沙苑腹地，四面被沙丘环绕，交通别提多不方便了。小时候出门全靠两条腿，去县城赶集，能搭上生产队卖菜的骡马车，就算是烧高香了，多数时候都得一步步磨鞋底。凌晨五点半就得起身，走到沙里渡口时天刚麻麻亮，等进了县城，太阳早已老高，晒得人暖烘烘的。

自行车在那会儿的农村，可是稀罕物件，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拥有。谁要是能借别人家的自行车在村里骑上一圈，脸上都跟着添光彩，骑车人老远就按响车铃，“丁铃铃”的声响，跟现在人开着大奔炫耀似的。

父亲那时候在田元村教书，离我们村有四里地，他天天早出晚归，全靠步行。走的日子久了，沙丘上硬是被他踩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。那条路偏僻得很，平日里只有父亲一个人走，母亲只要看见路上有回来的脚印，就知道该生火做饭了——父亲的布鞋总有些破旧，脚印里能清晰看清大拇脚趾的轮廓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

爷爷家有辆自行车，只有老弟兄们出门办事、进城做生意时，才有资格骑。父亲曾想借骑一次，却没能如愿。母亲是个好强又自尊心重的人，看在眼里，心里便憋着一股劲：一定要给你爸买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。

那年秋天，母亲提着竹筐，拿着新买的刨花生专用铁耙，一有空就往沙里农场跑，刨人家收完花生后剩下的“漏网之鱼”。她心眼活络，专挑那些旮旯角落下手，一耙子下去，总能扒拉出一大把花生。就这么天天刨，足足刨了三个月，到冬天时，铁耙的齿都被刨坏了，母亲因整天弯腰拾花生，腰疼了好长时间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院里晒满了一大堆花生。父亲把花生晒干装袋，拉到集市上卖了120块钱，用我家这第一笔“巨款”，买回了那辆让父亲心心念念的延河牌自行车。那辆自行车可是父亲的宝贝疙瘩。他找了些花花绿绿的塑料带，把车身缠得严严实实，打扮新娘一样漂亮。打那以后，父亲每天骑车出门，一进巷道就按响车铃，“丁铃铃”的声响一路传过来，那得意劲儿，跟打了胜仗回来的将军没啥两样。过年走亲戚时，父亲骑车，我和弟弟挤在车前梁上，母亲抱着大妹坐在后座，一家五口挤在一辆自行车上，摇摇晃晃的，却满是说不尽的欢喜。那时候总觉得，有了这辆车，咱家人的身份都跟着尊贵了不少。我们给这车起了个亲切的名字，叫“大延”，后来我和弟弟上学，也骑着“大延”来回奔波。

那会儿家境困难，“大延”跟着我们家遭了不少罪。我上沙底初中时，家里种了半亩土豆，父亲骑着“大延”，载着两筐土豆走街串巷叫卖。他一辈子教书育人，哪里懂做生意的门道，半道上被恶犬追着咬，裤脚都被撕烂了，自行车一倒，土豆滚得满地都是……我上朝邑初中读高中时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为了借十块钱给我交学费，父亲骑着“大延”跑了好几个村子，直到半夜才推着车回来。自行车链条断了，他眼神本就不好，路上摔了好几跤，身上肯定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却从没对我们抱怨过一句。

父亲五十多岁在梁元村小学教书时，还骑着“大延”上下班。那时候的“大延”早已没了往日的模样，除了铃铛不响，浑身都在“吱呀”作响，车胎还总爱漏气，老远就能听见它发出的声响，跟大雁叫唤似的，我们便又给它改名叫“大雁”。

等父亲从教师岗位上光荣退休后，“大雁”就被挪到了杂物间里，没人再特意打理，渐渐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，成了岁月的见证。

全家聚在一起闲聊着，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。该吃饭喽，母亲端上了自己亲手调的红萝卜丝，还有一大盆烤得金黄酥脆的葱花饼。小妹笑着问孩子们：“奶奶做的饭，好吃不？”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喊：“好吃！祝爷爷奶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！”

我扭头看向父亲，他正悄悄用手背擦着湿润的眼睛，眼角的皱纹里满是藏不住的幸福笑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