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家的院子已经空置多年，铁锁把守着寂寞。直到邻居传来消息 : 大门的门楼塌了。我脑海中即刻浮现出残墙断壁的景象——那座门房，孤零零地硬撑了几十年，像一位岁月的老人，终究是风烛残年。
今年秋雨连绵，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力气，轰然倒下。只余两扇木门，嵌在颓败的砖瓦之间，门板上的油漆早已脱落殆尽，布满深裂的纹路，在风雨中摇摇欲坠。
踏入院中，荒草齐腰，野生的构桃树肆意蔓生。我的目光落在一面斑驳的土墙上，两个土枪弹孔，赫然入目。墙是黄土夯实的，是早年厦房的背墙，经年累月的风雨，在墙面冲刷出纵横交错的褐色沟壑，如同泪痕。
那两个枪眼，昔日的凌厉杀气在岁月的磨砺早已消散，如今更像一双失明的、苍老的眼睛，空盲地瞪着曾经历史的风云。然而，指尖触及，一股幽深的寒意，依然瞬间渗到人的心底。
今天，我给大家讲讲这两个枪眼的故事：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七年的一个冬夜。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夜晚？我想象着，寒风在巷子里尖啸，如刀子般刮过。窗纸被刮得哗哗作响，屋里那豆大的煤油灯苗，随之惊恐地摇晃。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撕裂了夜的寂静。
“谁？”祖父应声问道，语气里带着本能的警惕。门外传来一声 :“是我。”是财徒兄的声音，熟惗，因而显得格外真切。这声应答，像一把钥匙，轻易地便旋开了那扇家的大门。
大门开了，门外却没有财徒兄，涌进来的，是冰冷的枪管，和几张被贪欲与夜色扭曲了的脸。搏斗，呼喊，一切都在瞬间爆发，又短促得像一场噩梦。两颗子弹，从厦子房的窗外射入，呼啸着穿过窗棂，狠狠钉进这面土墙上，正是炕上的位置，它们来的是何等的嚣张。
当时我的祖母正在炕上哄两岁半的儿子入睡，惊变之下，她一把把五岁的女儿抱起塞进炕窑里，转身去抱儿子——可已经迟了。土匪闯进厦房，一把将儿子从她的怀里夺走。那一瞬间，祖母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，赤着脚，死死抱着土匪的腿，另一个土匪见状，抡起枪托朝她头上砸去，祖母眼前一黑，倒下了。这时的祖父正与院子的土匪厮打，听见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眼见儿子被土匪夹在腋下向大门外狂奔，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争夺，却终是寡不敌众。
祖父在冰冷的黑夜里奋力追赶，村路崎岖，刺骨的寒风灌满他的衣袖，鞋跑丢了，他浑然不觉，他全部的魂魄都系在前面那越来越微弱，被土匪夹在腋下的啼哭声上。那哭声，像一根细得快要崩断的线，牵着他，也勒着他。不知追了几里地，那一定是世间最漫长，最绝望的几里地——终于，连最后一丝哭声，也被无边的黑夜吞没了。
他停下来，天地间，只剩下他粗重的喘息声和空洞的心跳。天，麻麻亮了，泛着鱼肚皮般了无生气的白光，照着他独自归家的，孤零零的身影。
家，还是那个家，却仿佛被瞬间抽干了所有的热气和光亮。我可以想见，祖父与劫后余生的祖母相拥而泣，那泪水，该是何等的冰冷彻骨。四十五岁才得来的儿子，那盏照亮他们后半生的微光，竟就这样在眼前被硬生生夺去了。此后的日子，是用泪水腌渍过的。祖母整天抱着儿子的衣裤哭泣。祖父思儿心切，写下了“一步一想一步功，想到何时能相逢，九曲回肠想欲断，想来想去亦是空”，他又写:“儿将阿谁呼爹娘，啼声何时到耳旁，老荆对影空嗟叹，思到娇处欲断肠”。
祖父整日早出晚归，打听消息，祖母茶不思，饭不香，夜不能眠。如此煎熬月余，村里有位老者看到这场景，点拨祖父 : 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万般无奈，祖父怀揣银元，去找那晚“叫门”的财徒兄打听儿的下落，这该是怎样一种屈辱而无奈的选择？！
几天后，财徒兄捎来口信 : 孩子有下落了，活着。在黄河滩的芦苇壕里，由土匪抢来的女人照看着。夜里，土匪怕出乱子，就把娃当枕头枕在头下。人家松口了，拿一百两银子来赎。
祖父得知儿子活着，顿时有了劲。由于思儿心切，他快速变卖家产，变卖田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买家趁机压价，祖父心一横 :“卖！”银子还不够 : “借！”他跑遍前村后巷，亲戚朋友，做了难，感受了人情冷暖。白花花沉甸甸的银元递到财徒兄手上。在等待的几天中，每一刻钟，都像一个世纪那般漫长。
终于有一天，村里常年在黄河滩劳作的姓秦的老者，背着祖父的儿子，出现在了门口，只见儿子满身泥污，抱走时穿的棉衣棉裤已经看不出一丁点的原色，整个是干黄泥色，脸蛋被野风吹得黑红，嘴唇干裂得像是久旱的土地。祖父一把将儿子搂进怀里，老泪纵横。儿子却吓得直哭，躲闪着不让抱。晚上见到家中那盏熟悉的煤油灯，竟也惊惧得大哭。
这一个多月里，他见的，大概只有芦苇荡里冰冷的星月，和土匪们凶煞的嘴脸吧。我的祖母，定然是紧紧地、紧紧地抱着她失而复得的儿子，仿佛要将他重新揉进自己的骨血里，用尽她一生的力气，再也不肯松开。风，依然吹着，院中那棵老槐树的叶子，沙沙作响，如一声声低沉的叹息。我的手指，仍留在那冰凉的弹孔上。这小小的弹孔，见证过历史的暴力与混乱，也承载了一个家庭长达月余的煎熬与绝望。它是一道伤疤，深深地烙在这个家族的记忆里。
从此，家道便真如秋风里的落叶，无可挽回地中落了。而这两个枪眼，却一直留在老墙上，没有填补，也未抹平。它们就那么静静地存在着，像一双不肯闭合的眼睛，年复一年，向后辈们诉说着那个惊心动魄的冬夜，以及冬夜之后，那更为漫长而寒冷的、关于失去与赎还的人间悲欢情和世间沧桑的故事。
那个当年被土匪抢走的孩子就是我的父亲，他早年的名字叫“步功”，祖父让父亲认了秦老为“干爹”。
父亲一生从事革命工作，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担任省委党校校刊编辑部主任；省农械厂教育科长兼子弟学校及技校校长等职。一生谦逊，勤恳工作，热爱家乡，睦邻亲友。
父亲晚年，一直赞叹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新中国太平盛世，就没有子孙后代的幸福，现在的日子是多么的舒坦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