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两点多突然停电，直到天黑还没来电。和朋友坐在黑洞洞的房间里聊天，黑暗与寒冷渐渐裹住呼吸，让人心生压抑。我们打开手机照明，没说多久，光亮便暗了下去。几次推门张望，巷道依旧沉寂在深深的墨色里。朋友忽然说：“不如做盏油灯吧。”

我们立刻动手。我找来一只旧茶杯，摸进厨房倒了半杯菜油，又寻出一截端午绑粽子剩下的棉线，搓成灯捻。浸透油的棉芯点燃的那一刻，一团温黄的光晕倏然漾开——久违的暖意，像一双温柔的手臂，轻轻抱住了这昏暗的斗室。

抬头四顾，一切都朦胧起来，泛着旧梦似的微光。空调出风口因停电未能收回，愣愣地张在那儿，仿佛一头初次看见灯火而讶异得合不拢嘴的兽。

我们挨着灯坐下，闲话年末，感慨流年。微弱的气流拂得灯焰轻轻摇曳，一缕青烟袅袅浮起，空气里漾开淡淡的菜籽油香。而这盏灯，仿佛不只是亮在桌上，也悄悄亮进了记忆深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，我们家点的是煤油灯。夜晚，一只玻璃罐头瓶做的灯搁在炕墙上，一家人就围着那团光，各做各的事。写作业的我们趴得最近，嗡嗡摇纺车的外婆离得最远，母亲坐在我们身后缝缝补补。穿针时，她总会轻声唤：“我娃眼亮，帮妈穿一下。”我们便抢着放下笔，把线头在唇间轻轻一抿，对准针眼，一穿即过——那时的眼睛，真亮啊。

偶尔灯焰忽地一跳，爆出一朵灯花，外婆就会笑着说：“明天有贵客来呢。”边说边拿起剪刀，小心地将灯花剪落。那剪下的小小花粒，在剪刀尖上仍闪着光，依依的，仿佛舍不得离去。

除夕夜，外婆总会催母亲在院子的窗台上点一盏带玻璃罩的油灯，一直燃到深夜。她说，这叫“熬残年”。一家人围坐在热炕头，父亲摆出点心和糖果，炕墙上的灯格外明亮。摇曳的光影爬上窗棂，映着下午新贴的窗花——红艳艳的，像冻住的朝阳。我们在灯下激动地等父亲发压岁钱，心里早已盘算起来：买米花糖，买红薯老糖，剩下的，还能换一把摔炮。

那灯光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上小学五年级，学校要求上晚自习，每人自带油灯。三十多盏灯一齐点燃，教室里竟亮如白昼，宿在梁间的麻雀惊得扑棱乱飞。同桌田哲民的父亲在拖拉机站，他点的是柴油灯，火苗冒黑烟。第二天早上，哲民的鼻凹里黑乎乎的，周围坐的同学也差不多和他一样。

初中晚自习依旧点油灯。就在那跳动的光下，我读了不少闲书。有一次借来厚厚一本小说《连心锁》，下自习回家接着读，读到后半夜昏沉睡去，竟把一整灯油烧干了。清早醒来，慌忙偷拿出外婆房里的煤油瓶，悄悄添满再放回去——那时一斤煤油三角六分钱，若被她知道我一夜熬干一灯油，定要骂我的。

一九八零年秋天，学校终于通了电。记得那晚正上自习，头顶几天前就安装好的电灯毫无预兆地亮了起来，刹那间，整个校园沸腾起来。两节自习课，欢呼声、笑闹声再没停过。老师也纵着我们——那份光亮带来的喜悦，谁忍心打断呢？

通电后，外婆总嫌电灯费钱，她紧紧攥着开关拉绳，一见不用就“啪”地拉灭，常惹得我们齐声抗议。

今夜，因这偶然的停电，油灯又亮了起来。往事被光影摇曳着，一帧帧掠过眼前。岁末年首，最容易让人回望的——感念过去，安住此刻，期待未来，这一切，未尝不是光阴的馈赠。

点亮油灯不过个把小时，巷道又恢复了供电。四周重新浸入一片明亮之中。

我俯身轻轻吹熄了灯。

忽然想，若是安徒生坐在今日这般雪亮的电灯下，是否还能写出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？油灯的光是暖的、活的，它会摇，会呼吸，能照亮记忆里那些绒绒的角落；而电灯照亮的，总是清晰和确凿的当下，当下的棱角又会让人回忆起过去的柔软。